我的肝移植手术纪实
前言：十年前，我面临生命中极为艰难的挑战。在此，我与读者分享我肝移植手术的全过程。本文详尽记录了从确诊到手术日的经历，手术台上的紧张时刻，以及术后康复之路的曲折。所述医学检查与诊断治疗过程，皆取自医院的病历记录，解释则基于个人的理解和亲身感悟。我希望本文能为读者提供有益的借鉴，亦为同样处于困境中的人们带来一些启发与鼓励。
1⃣️ 令人担忧的诊断报告
在我平凡的生命中，2014年至2015年是很不异常的年份。风平浪静的生活突起波涛，人生之船遭遇危机。命运以其反复无常的方式，编织出一幅由忧虑，绝望，痛苦和惊喜交织而成的画卷。
2014年春季，我大女儿结婚了。新婚夫妇六月进行了非同寻常的蜜月之旅。去中国长城，在慕田峪长城遗迹脚下搭起帐篷，探险过夜。八月小女离别，她离开家庭，踏上了大学征程。如今，两个雏鸟都已扬帆远航，我为俩女儿感到骄傲，希望她们人生之路幸福精彩。同时我和爱妻感到有些失落和不习惯，家里只有空巢俩人。
九月悄然而至，我感到身体虚弱和疲惫，被隐隐的不适所困扰。深夜伴有很轻微腹部疼痛，食欲不振。记得有一天，我和妻子去车行拿车，当我跟随妻子驾驶车辆回家时，手握方向盘，我突然感到难受，一阵恶心袭来，想停车呕吐。
妻子很担忧，在她多次催促下，十月份我终于联系了家庭医生。医生听了我的症状后，要求我去医院做超声波和CT检查。
2014年11月5日早晨，妻子在医院计算机断层扫描诊疗室，亲眼目睹计算机扫描出我内脏图像。在电脑大屏幕前，一幅令人不安的肝脏影像展现：一个铜板大小的阴影赫然出现在我肝脏的右下叶。当天，放射科专家紧急打电话给家庭医生，通知CT扫描诊断结果：
右肝叶内直径3.9 x 4.1 厘米的肿块，符合肝细胞癌（HCC）的表现。
2⃣️ 理性的治疗方案选择
1988年读研究生体检时发现，我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我不知道何时感染病毒，很可能以前哮喘发作，静脉注射氨茶碱得的。我对乙肝很不重视，病毒慢慢损害肝脏。二十年后，我开始出现肝硬化症状，于是开始接受乙肝抗病毒治疗。替诺福韦（Viread）对我很有疗效，症状很快消失了，我恢复了健康。
在药物控制下，血液化验虽然没有病毒，但乙肝仍然存在。我最明显的症状是血小板数量逐年下降，趋势像一条下滑长线，从正常的140持续减少到25左右。肝胆专家对我说，这意味着肝脏一直在受损，肝门静脉高压引起脾脏淤积充血, 破坏血小板。最后，肝硬化导致原发性肝肿瘤。
俩女儿听到可怕肝癌消息后，安排特殊之旅。十一月感恩节，全家前往圣奥古斯丁古城。她们在最古老旅馆订了房间。我和妻子开门很感动，在房间温馨烛光下，鲜花组成爱心摆在床上．周围是俩女儿照片，小时候在古城旅游时合影。
大女儿租来私人游艇，全家在海湾中航行。象征着我们一起面对危机，穿越波涛汹涌海洋，来到希望的海湾。我对妻子女儿保证我不会放弃，面对危机，选择最佳治疗方法。
妻子陪我去肝移植中心，知名肿瘤医院和诊所，咨询专家各种治疗方案。
移植中心的医生建议肝移植。肝移植需要長时间评估和排队，但蕴含着病根彻底消除的希望。肿瘤内科专家提出保守治疗方案，服用多吉美化疗来延长生命，改善生活质量。他认为我的凝血功能太差，做移植手术风险很大。最后，大女儿推荐的著名莫菲特癌症中心。那里外科专家建议手术切除，阻止癌细胞扩散。他说肿瘤位置好，手术时间可以很短。专家还展示了肝肿瘤切除视频。此外，该中心还有射频消融术。如同意，可以立即安排手术。
三种主要治疗方案，分别是激进、保守和中间。每一种都有自己的利弊，没有一种是完全可靠和安全的。大女儿倾向于第三种手术切除方案，因为它不像肝移植要等待很久，可以立即避免癌症扩散。如果复发，再考虑肝移植。虽然莫菲特需要自费，她觉得花钱能换来最好最快的治疗，生命最重要。
如果选择莫菲特方案，我需要付那位咨询医生手术费，这牵涉到专家自身利益。我也考虑先做切除手术，防止癌症恶化。但是莫菲特商业化做法让我不舒服。专家对手术中大出血问题回答含糊，这影响我对他信任感。
我最后咨询了家庭医生和一位不涉及治疗的肿瘤专家。他们都选择肝移植，认为这是唯一能根治肿瘤．治愈肝硬化以及清除乙肝的方案。化疗，切除和消融术都是姑息治疗，会使肝硬化陷入更严重的状态，以至身体状况恶化，不适合肝移植手术。这二位医师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因此建议更有说服力。
经过数周的咨询和讨论，考虑到我的具体病情和担忧，反复思考，我最终选择了肝移植道路。这是一次充满希望的大胆选择，也是我对家人的一种承诺。后来我发现，人生最重大选择就在那一刻降临。我的决策决定了我生命的未来。
3⃣️ 惊险的输注血小板过敏反应
12月初，我正式进入佛卅总医院移植中心，开始了肝脏移植进程。移植团隊资深A医生仔细研究了我的病历后，告诉我评估需要大约三个月时间，然后通过移植团队会诊批准，排隊等肝源。现在要立即做TACE介入手术，阻止肿瘤恶化。
移植中心采用全美统一的米兰标准，对肿瘤的大小有严格限制。患者若为单个原发性肝细胞癌，其直径不得超过5厘米；若为多个肿瘤，每个直径不得超过3厘米，且数量不得超过3个。否则，患者将失去移植资格。
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华人学者，他也经历了典型的肝炎、肝硬化和肝癌的三部曲。他的肿瘤直径超过了5厘米，未能通过移植评估。后来他回故乡南京进行肝移植，国内移植标准相对宽松，手术非常成功。但三年后，肿瘤复发并转移到肺部。肿瘤大小是决定移植成活率的重要因索之一。
医生向我介绍TACE, 这是一种微创介入手术，动脉导管化学栓塞术。医师将电脑指引的导管从下肢动脉插入，引导到肝脏，精准瞄准肿瘤，阻断其血液供应，并将化学药物直接输送到肿瘤，杀死癌细胞。
介入手术过程并不复杂，通常可以在门诊完成。栓塞术包括术前准备、麻醉、插管、注射药物和监控。实际插管加治疗大约半小时，病人当天可以回家。但是鉴于我血小板计数异常低，存在严重出血风险，医生很谨慎，要求我住院手术。后来证明医生决定非常正确。
12月5日下午，妻子陪我入住医院。在七楼肿瘤病房走廊，我们遇见了朝夕相处，草坪相连的邻居。他家的后院，有我家玫瑰攀附着篱笆，绽放的花朵。邻居性情温和妻子五十多岁，平日总是牵着大狗在社区散步，已久不见她的身影。原来她身患绝症，乳腺癌晚期。我们去她病房，她躺在床上，面容惨白，体力衰竭，生命垂危。我不由感叹生命的脆弱，心情很沉重。
对栓塞手术我一直很焦虑，不祥的感觉一直笼罩着我。第二天中午，护士为我输注血小板, 准备下午手术。半小时后，我背部皮肤出现很多皮疹，瘙痒无比，并且很快蔓延至下肢。眼睛开始肿胀疼痛，心跳加快，呼吸急促。我意识到这是输血小板的过敏反应。我是过敏体质，以前有过类似的情况，但都是自己能消退。我不想让妻子担心，所以没有吱声。
医院员工把我推进电梯，前往手术室，更严重过敏反应在电梯内爆发了。我的眼睛肿得像两个大桃子，视觉模糊，无法分辨周围的亲人和事物。喉咙水肿，讲话困难，呼吸管道痉挛，呼吸困难。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妻子惊慌地拿出哮喘急救喷雾剂，对着我嘴急喷。
在手术等候室，医务人员立即采取措施，施行抢救，避免我陷入过敏性休克。护士停止输注血小板，把我头部垫高，确保呼吸道通畅，并紧急注射急救肾上腺素，缓解过敏反应的症状。原定的TACE手术被迫取消。
尚未进行移植评估，一个看似简单的前期小手术，例行的输注血小板，竟然引发如此可怕后果，这让我的信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过敏性休克边缘抢救之后，我的双目仍然模糊，我的心情无法言喻，对未来的移植之路充满了恐惧。我紧紧拉着大女儿的手，含泪交代后事，要求她们好好照顾母亲，让她安享晚年。
这是肝移植手术前发生的最大治疗危机。事后妻子对我说，当时她在电梯里，真的惶恐不安。以为这是肿瘤暴裂恶化，我就此离她而去。
4⃣️ 福祸相依，动脉导管栓塞术带来的奇迹
12月7日早晨，医生没来查房。一位男护士进来，他仔细查看我仍然半肿的双眼，翻看病历，询问我的过敏历史。他告诉我，虽然血小板输注过敏反应常见，像我这般严重角膜水肿，压迫眼球，引起视力丧失却极为罕见。
为了确保下午手术的顺利进行，他说医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注射抗过敏药。其次，使用经过辐照处理过的的特殊血小板，以阻止血小板中可能存在的过敏源，减少过敏的风险。最后，血小板输注与手术同时进行。医生的安排使我内心稍感安定。
我躺在手术台上，发现原定做手术的医生换了。新来的医生是个精神饱满，目光锐利，动作敏捷中年医师。他熟练地操控术前导管，调正电脑屏幕，并且简短地发指令。几位助手配合默契，迅速而精准。每一步骤有条不紊，井然有序。麻醉师轻声说我在最有经验手术专家手里。我想起来了名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Blessing in disguise. 在麻醉药剂作用下，我进入了宁静的沉睡。
我原来预定手术医生很友善，然其身体极其超重，行动十分困难，气喘吁吁，动作明显迟缓。导管手术需要敏捷的双手，将微导管巧妙地插入肝病灶血管中。我十分担心导管穿破肝脏血管的后果，尽管这种可能性很小。手术医生安排由医院决定，病人一般不能选择。我尊重医院的安排，没有提出异议。然而，可怕过敏反应，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我的专业手术医生更换了，我最大的焦虑和担忧消除了。
妻子后来告诉我，原定负责我的医生当天为门诊患者手术，结果出了问题。医院广播系统骤然响起了＂蓝色代码” 的呼叫。意味着病人情况危急，呼叫急救医生，需要紧急救治。妻子在候诊室抚慰伤心哭泣的家属。我不敢想像，如果这位医生在我身上操作，结果会是怎样。
我很快就醒来了，右腿已经被固定在夹板上，导管插入动脉处被包扎着。周围皮肤有大批深紫色的瘀血，相当显眼。我自已感觉很好，但为了避免意外，医生仍要求我留院观察。一个简单的门诊介入手术，我却住院整整四天才完成。保险公司接到账单，都不敢相信如此高额的手术费用。
出院那天，我的心情复杂。期待动脉导管化学栓塞术后，肿瘤能受到控制，在移植标准5厘米范围内。我也做好心理准备，接受肝癌在等待治疗时已恶化的噩耗，就像我的邻居一样，走上人生不归之路。
12月1 2日这一天，阳光特别明媚，天空格外湛蓝。 我和妻子看到最新CT报告：第六和第七肝段的肝细胞癌治疗效果非常好。化疗栓塞术后，扫描没有显示任何剩余的肝细胞癌，新的区域也没显示肝细胞癌的迹象。
简而言之，那3.9 x 4.1 厘米的肝癌在CT影像中没有了。
5⃣️ 复杂的移植评估，可怕的定时炸弹
2014年圣诞节来临，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介入治疗，感受了过山车似的情绪波动。全家驱散感恩节时悲伤阴霾，团聚一起，喜气洋洋过节。虽然TACE带来二星期副作用很难受，我像生了一场急性肝炎，手术也损伤了病灶周围一些正常肝脏，但是我对治疗前景充满信心。
元旦过后，移植中心就诊。当班医生惊叹最新CT报告显示的不可思议奇迹。但是他强调TACE是姑息治疗，无法根治肿瘤，病灶有可能再次复发。他的处理意见：开始评估肝移植，争取早日排队移植，四月后复查肿瘤重做TACE手术。
我同意医生的意见，对移植可能性进行评估。是否要尽快移植，我很犹豫。毕竟，肿瘤已经消失了，复发应该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我现在担心的是脾功能亢进，血小板极度减少，影响凝血功能。就在二月份，我拔了一颗牙，结果每天用棉纱布压迫伤口，出血整整持续了七天。还有一次，我在厨房用微波炉，身体和厨房台轻轻地碰了一下，根本没在意。几天后，妻子发现我的腹部出现了一大片紫黑色的淤血。
评估首要问题是账务支付能力。肝脏移植手术的费用相当昂贵，从几十万美金起步，甚至可能超过百万美元。这个数字通常包括术前评估、手术本身、住院和术后护理等费用。如果出现并发症，费用会进一步增加。我很幸运，保险公司批准了我的换肝申请，并且派专业人员定期和我保持联系，了解我的病情，提供建议，以便有效地管理开支和处理账单。
接着，移植团队社会工作者对我的心理健康，忧郁和自杀倾向进行了评估，同时了解我家庭背景、学历和是否有亲人提供照顾和陪伴。
移植中心曾发生外科医生被谋杀事件，凶手是位肝脏和肾脏双器官移植病人。他天真地将器官移植看作卡车更换零件和轮胎，没有认识到手术的风险。在经历手术后一年的痛苦和绝望，他将责任归咎于主刀医生。他携带二技槍埋伏在医院车库，谋杀了下班走出电梯的医生。庆幸他杀意没有泛滥，涉及其他医务人员，最后他选择在车里自杀。
病人谋杀移㨁主刀医生极其罕见，悲剧的新闻报道震惊全国。自那以后，医院摒弃了高难度双器官移植手术，而且高度重视患者心理评估。移植团队采用综合性方法，包括面谈、观察、心理问卷调查。通过这些手段，心理专业人员能够全面了解患者的情绪状态、并处理潜在的心理问题。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评估会议室的墙上，挂着那位医生的巨大遗像。
通过了财务和心理评估，医生为我开出了很多转诊单，我要分别联系各个专科医生，进行心肺功能的评估，传染病检测以及消化道胃肠镜检查。整个过程花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幸运的是，所有的检查我都顺利通过了，包括我曾经担忧的肺功能。
3月25日我进行胃肠镜检查。看到胃镜检查的结果，我心里一阵惊悚。医生通过内窥镜发现我食管上有好几处食管静脉严重曲张，像是随时会爆裂的气球。他用弹性皮圈给这些静脉曲张处做了结扎手术。但是之后，我吞咽大块状苹果等仍然有困难。医生说这是由于肝硬化，门静脉高压导致食道静脉曲张，对食道造成了压力。
我联想起在上海，有一位陈姓著名画家兼导演，在宁波拍电影过度劳累，肝病门静脉高压，导至食管静脉破裂大出血。华山医院紧急安排，找肝源做移植手术。然而，此种出血速度快，血量大，加上肝病严重凝血功能问题，病人很快出现失血性休克，抢救无效死亡。
此时，我意识到医生建议尽早肝移植是对的。食道静脉曲张破裂是一颗可怕的定时炸弹，什么时候引爆不知道。
胃静脉结扎手术后的那天晚上，我遭遇了极为剧烈的胃痛，这种疼痛远比之后的肝移植手术更猛烈。我仿佛能感受到胃部的撕裂，就像是胃壁发生了穿孔。妻子紧急送我去急诊。经过检查，排除了致命的并发症。医生解释说，结扎带对结扎区域的刺激，加上术后的组织反应，会引发短期剧烈疼痛。尽管我对疼痛有很强忍耐力，但那晚折磨令人心惊胆寒。这次剧痛经历，让我坚定了换肝根治食管静脉曲张的决心。
为了避免食道静脉破裂大出血，我开始避开苹果、生梨等水果，远离坚硬、粗糙、过热或酸辣等刺激性的食物。妻子要我多吃些纤维素蔬菜，保持大便通畅，避免用力过度。幸运我身体自我调节，血压保持正常和偏低，否则会加剧出血风险。
所有的移植评估检查工作在三月底完成。在经历了这么多检查后，我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不错，精神很好。与此同时，我大女儿带来了好消息，她怀孕了，我即将迎来第三代的宝宝。
6⃣️ 优先的肝移植候选人
佛卅的春天是美好季节，灿烂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洒在大地上，勾勒出生命的轮廓。4月1日早晨，我和妻子回到佛州医院移植中心，会见移植手术医生。
医院移植评估团队包括外科医生，肝病专家，护士，社会工作者，营养师和财务专员。经过详尽评估，他们一致认为我是合适的肝移植候选人。我的信息将被输入全国计算机移植匹配系统。
肝移植的优先顺序是根据终末期肝病三项血液指数评分。我的总胆红素、肌酐指标正常，只是凝血因子有问题，综合评分只有14分，肝移植不合格。但由于我曾经有过肝肿瘤，额外获得22分，一跃成为优先肝移植候选者，尽管目前最新CT扫描未显示有肝癌迹象。
移植中心有四位外科医师，皆具备主导肝移植手术的能力。每台手术由两位医生轮流协作完成，其中主刀医师负责全程操作，掌控手术的实施细节；助刀医生则负责供体取肝，并协助主刀医生完成手术各个环节。我原本期望由A医生主刀，因其资历最为深厚。然而，医院安排V医生担任主刀，A医生则担任助刀。经查阅相关资料，我发现两位医生均具备丰富的经验，且口碑很好。
与主刀医师V博士见面令我印象深刻。他身材魁梧，有浓密的眉毛和络腮胡子。博士详细地介绍了肝移植过程，使我对手术有深刻的了解。他指出手术潜在风险，包括器官排斥，心跳骤停以及器官功能失调等。手术本身也可能对其他器官产生不良影响，例如肾脏和肺功能。手术后胆道并发症也是常见棘手问题。
他特别提醒我，肝移植手术创伤面积广泛，需要连接多个静动脉血管，新肝连接后，血液循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正常，凝血功能才能逐渐恢复。但在手术中和术后早期，我的凝血功能可能导致严重的内出血，威胁着生命。如果新肝成功融合，我的血小板数量将迅速回升。
最后他强调移植手术初期，我的身体状况会比现在更糟，可能会感到非常难受，我和家属要有思想准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将逐渐改善，最终达到完全康复。
听完V博士的坦率介绍，我产生了犹豫：＂我想等到秋季，外孙诞生后再手术。＂ 医生微笑着回答：“可以，你现在应该加入移植匹配系统，等候捐赠肝脏时间可能会很長。即使轮到你，仍然可以选择推迟手术。＂
博士的解释合情合理。于是在妻子鼓励下，我拿起笔，签署了关于移植手术的文件，这些文件几乎就像是庄严的生死合同。
我和妻子走出移植中心，内心充满了紧张和期待。我们漫步来到医院旁边的湖边，欣赏湖水波光粼粼的美丽景色。湖边矗立着一幢新建的病房大楼，高大而庄重，湖光美景和肃穆大楼相映成趣。不久之后，我将踏入大楼移㨁病房，迎来我生命中重要挑战。
7⃣️ 重新审视肝移植的关注重点
2015年5月4日的早晨，我接到移植中心护士的电话，她通知我去进行第二次TACE手术，时间已经安排好了。她是一位非常漂亮可爱的姑娘，脸上常常带着甜蜜的笑容。她负责安排我的治疗，我们已经相当熟悉。
这个电话让我愣住了。过去几月重复CT和磁共振成像检查，没有一次报告说有增强病变显示肿瘤复发迹像。现为啥要去做手术呢？ 护士解释说，这是肝肿瘤病人等移植时常規程序。初次动脉导管化学栓塞术后，只要病人的肝功能没有严重黄疸和腹水，移植前都重复做。
我对她的解释充满了疑问，她没有说清楚CT扫描结果和做栓塞术之间关系。我回想起初次做介入手术住院四天，输注血小板的惊涛骇浪经历。那真是一场可怕的噩梦。我心里很担忧，难道又要重复以前的恶梦。
5月8日我前往医院，与手术医师讨论病情，坦率地提出我的疑问。医生核对了最新CT影像，写下专业处理决定：已审查最新的CT扫描。报告显示没有增强病变有肝细胞癌的迹象。之前的TACE手术有足够的反应。与患者讨论了检查结果，目前不进行手术，并计划在一个月内进行三相IV扫描，重复CT检查后再决定。
我对手术医师的决定感到欣慰，他纠正了移植中心医生的错误。外科医生手术费很昂贵，栓塞介入单手术费用那时要3万美元左右，手术医生的账单是总费用的10%至15%左右。他完全可以顺水推舟，依照移植医生要求，重复不必要插管介入手术，但他选择了正确的做法，为患者着想，展现了很好的医德。
对于移植医生来说，通常患者TACE介入治疗后，肿瘤缩小、稳定或继续生长的概率各占三分之一。然而，我的肿瘤竟然消失是比较罕见。移植中心很年轻，肝肿瘤换肝的病人极少。医生可能没有碰到像我这类病人，没有类似临床经验。他在一月份就安排了重复手术的时间。日期一到，护士根据电脑里医生的指示，错误地安排了新的肝动脉导管栓塞术。
我对移植医生的明显失职感到困惑。这让我联想起肝癌是否有误诊的可能。在肝癌患者中，α-甲胎蛋白（AFP）是肝癌的标志物，一般约70%的病人呈现阳性，指数越高说明肝癌越恶化。然而，我的AFP指标完全正常。临床上，有甲胎蛋白阴性肝癌患者，部分此类病人肿瘤比较不侵袭性。也有极少數情况，一些不典型病变特征在影像上被误认肝癌，需要活检最后确诊。
目前我的精神很好，身体没有不适之感。正因如此，我对肝移植的迫切性又产生了犹豫。最新CT复查报告明确指出，没有增强病变有肝细胞癌的迹象。在此种情况下，是否可以等待下次CT扫描结果，再决定是否手术。毕竟当初是由于扫描影像的诊断，我才选择了肝移植。
那天夜晚，我辗转反侧陷入深思。尽管肿瘤没有复发，我依然处于危险的边缘。肝硬化、食管静脉曲张破裂的风险、凝血功能紊乱和血小板异常，这些问题宛如悬在我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引发致命的危机。偶然吞咽坚硬食物，或是头部不小心擦伤，都可能导致这些隐患迅速暴发，令我瞬间陷入生死攸关的境地。
我想起家庭医生告诫：＂肝移植不仅仅是为了去除体内的肿瘤，更关键的是解决那些根本性的问题。肝硬化本质上是一种持续的退化过程，它逐渐侵蚀着你的生命。肝移植是替换已被侵蚀破坏的肝组织，为你带来一个全新的开始。”
我的肝肿瘤是否侵袭性还是别的，对我来说，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重新审视了肝移植的关注重点，不再优柔寡断，不再纠结于肝肿瘤是否复发。我把重心放在肝硬化及其并发症，按原计划在秋季外孙出生后，接受肝移植手术。
8⃣️ 生命的感悟，意外的惊险经历
佛罗里达的仲夏，天气已经很炎热，适合各类户外活动。 妻子和我把每天日程安排得丰富多样，尽情享受生活之乐趣。我们前往大西洋海边钓鱼，出席华人集会聚餐，看望小女大学新交男友，参加朋友女儿毕业典礼，以及旅游墨西哥和西加勒比海群岛。
5月10日周末，我们和朋友一同去大西洋边海湾钓鱼。海边垂钓如同心灵的洗涤，我站立于坚固的浅桥之上，凝视着广袤无垠的大海，深感自身的渺小与大洋的浩瀚。这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时刻，让我感受到一种由内而外的平静与释然。期待中的肝移植手术焦虑感顿时消散，取而代之是内心豁达，对生命的感悟，坦然面对人生波浪之起伏。
那天，我们钓鱼迎来了丰收，满桶的鲜鱼在阳光下跳跃, 闪烁着诱人的光泽。带着收获的喜悦回家，享受美味的晚餐，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满足。
我们在开曼岛旅游时，在异国情调的乔治敦港，经历了难以置信的惊险。
那天，妻子在一家纪念品商店，寻找独特的纪念品。我悠闲地从边门出来，在一座办公搂入口前，疑视着熙熙攘攘的街头。这个入口处很小，装有自动升落的木拦杆。由于拦杆很短，而且一直是升着的状态，我没有留意，站在小栏杆下静静地等妻子。
突然，那拦杆自动落下来，砸向我胸前悬挂着的照相机，离我头和身躯仅差几英寸距离，吓得我痪坐在地，半天说不出话。如果那栏杆稍稍偏离，砸中我头部，即便只是碰擦头皮，疑血障碍肯定会导致我脑溢血。我将葬身于这个美丽的避税天堂。
妻子闻声跑过来，紧紧抱住我，喜极而泣。
这个惊险经历至今让我心有余悸，提醒我生命中那些意外的，无法预测的时刻。我意识到，有时候，一切都取决于运气和缘分。我能做的，就是尽力而为，顺其自然。这也包括我将面临的肝移植手术。
9⃣️ 突如其来的年轻人捐赠肝脏
5月27日，初夏的阳光透过薄雾洒在窗前的绿地，一切显得宁静而美好。那天上午，我忙碌地为明天去新奥尔良安排旅游日程。午饭后，电话铃突然响了，移植中心协调员打来电话，她的声音平静却充满紧迫感。
她通知我：＂请立刻来医院，您有了匹配的捐赠肝脏，手术明天进行。"
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肝移植的召唤来得如此早，如此突然。面对这意外的变故，我没有丝毫思索和犹豫，很有礼貌地拒绝了。我告诉协调员，我已经与主刀医生商定了手术时间，移植手术安排在十月之后。
然而，仅仅过了半小时，电话铃声再次响起，电话那头传来了V博士的声音：“童先生，您应该接受这次肝脏移植。捐赠者是一位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因交通事故不幸遇难，他的肝脏与您非常匹配。” 我非常感激他的信息：＂谢谢您，我会认真考虑您的建议，请给我一小时，我需要与妻子商议一下。”
这又是我人生重要选择，是明天去旅游，享受愉快的假期生活，还是前往医院，提前接受高风险肝移植手术。我反复权衡利弊，面临艰难选择。
我目前身体状况基本良好，日常生活正常。肝硬化似乎处于代偿状态，远未达到肝衰竭的严重程度。然而，这也可能是表面现象。肝硬化引发的并发症，属于不可逆病变，潜在的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其实，我心里最担忧的是凝血障碍，害怕手术台上大出血，心脏骤停的死亡风险，医生的警示在我脑海中无法散去。
医生透露了捐赠者的年龄，这对我的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捐赠者年仅二十四岁，正处于肝脏功能最旺盛的阶段，肝脏再生能力也处于最佳状态，这无疑会提高手术的成功率，有助于术后的恢复。此外，V博士亲自打电话与我沟通，显然他已对风险进行了评估，对供体和手术有信心，这无疑也减轻了我心中的恐惧感。
妻子下班了，她毫不犹豫投票支持提前手术，因为拖延手术，会进一步增加以后手术的复杂性与风险。她轻声安慰我，等肝移植顺利完成后，我们一起去健康旅游，享受生活的美好。她的这番话打消了了我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给了我巨大的鼓励，激发了我面对手术的勇气。
经过慎重考虑，我的理性占据了上风。 既然决定了肝移植，这次老天赐予的新肝不能错过。我拿起电话，通知协调员接受明天的手术。
很快我们抵达医院，我被迅速引进手术前病房。A医师来了，他要确定我接受手术，明天凌晨去死者医院摘取肝脏，尽量接近手术时间，缩短供体冷缺血时间。根据手术报告，我的新肝冷缺血时间为3小时30分钟，这是相对较短时间，减少了供体受损程度和手术后排斥风险。
临走时，医生询问我是否有任何疑问。我要求手术时插鼻胃管选择右鼻孔，因为左鼻孔有息肉，容易发生阻塞。医生笑了笑说：“ 你考虑问题很周到。＂
妻子通知俩女儿，小女儿明天手术前赶到医院。大女儿夫妇正在秘鲁印加帝国的失落之城探险。当得知父亲的手术，立即取消剩下旅程。但是，机场没有直达回家航班，大女儿担心哭了。妻子安慰她，父亲将接受年轻人的器官，手术应该没事。
与此同时，我拨通了取消新奥尔良酒店预订的电话。 旅行社代理问我取消原因, 我苦笑地回答换肝。询问者显然难以置信，他似乎在思索是否听错了，他的回复充满了困惑和迟疑，以为我在开幽默的玩笑。最终他发现我的语调没有半点戏谑。对方的反应让我心中涌起一阵酸涩，剖腹挖肝是多么可怕的手术呀！
护士进来做术前准备工作。她娴熟地用特殊压缩绷带，将我的双腿包裹起来。她解释说，这将有助于在手术中促进血液流动，减轻水肿，减少血栓风险。看到我的双腿被绑扎成白白的，有弹性的绷带实体，我内心有点紧张，就像新兵上生死战场。
夜幕降临，我想起开曼岛上砸下的栏杆，幸运之神一直在我身边伴随着我，妻子也在我身边伴随着我。尽管是在手术前的担架床，我很快入睡了。那晚我居然没有做梦，为明天的手术提供正能量。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0⃣️ 难以忘怀的手术日
2015年5月28日，那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早晨，妻子和女儿微笑着与我告别, 她们的眼神里透露岀爱和鼓励。我被推进手术室，那里很冷。我躺在手术台上，环视四周。医生，护士和麻醉师穿着手术服，佩戴手套和口罩，像机器人一样在手术台周围忙碌，没有多余的言语。手术室弥漫着淡淡的消毒药物气味，映衬着手术前的凝重氛围。
我认出身材高大的主刀医生在一旁操作台忙碌，手术器械在助手的托盘上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后来我得知，在麻醉团隊准备给我施行全身麻醉，连接监测器和各种导管时，V医师在快速处理刚收获的移植供体。他结扎各类血管，剥离多余的横隔组织，修剪胆道接管，检查供体是否有渗漏，确保其在手术中顺利移植。
我摸糊地听到麻醉师说了几句活。很快，微妙沉重感在四肢弥散开来，我的意识模糊消失，进入了一个无边无际的黑暗而宁静的世界。
此时，根据V博士的手术报告，他使用手术刀在我右侧上腹部切开，沿着肋骨下缘向下延伸，留下一条很长的半弧形刀口，形状如曲棍球棒前部。他小心地切开皮下组织、腹壁肌肉和腹膜，打开了腹腔，发现了一些腹水。助手熟练地吸出腹水和流血，V医师使用支架固定切口，充分暴露腹腔，然后逐步分离，切断与肝相连的各种韧带。仔细地识别了左右肝动脉、门静脉、腔静脉等各种肝脏血管，开始结扎血管，切除重达750克病变肝脏。
与此同时，妻子和女儿在手术等待室里，时间仿佛在这个空间中凝固。她们的眼神充满了焦虑和不安。妻子不时在等待室和手术室之间走动，遇到了一位老朋友。她终于无法掩饰情感，眼泪如泉水般涌出，哽咽着说：“我丈夫正在手术室接受肝移植。” 朋友抱住她的肩膀，安慰说医院肝移植成功率很高，不必担心。她们一起默默地合掌祈祷手术平安。
移植团队手术前充分评估了凝血障碍风险，准备足够的A型血液、FFP､ 血小板、凝血因子浓缩物等，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手术报告说我术中出血量达到7000毫升，高于我人体的全部血量。我能想像手术室里的紧张气氛。V医师准备充分，动作快速而精准，有效减少了手术损伤，缩短了大岀血时间。这是一场生命的角逐。当最后一枚手术缝合钉关闭腹腔时，跟死神赛跑的换肝手术只用了大约四小时半。
午后，妻子惊讶地看到V医师走进等候室。她完全没有预料手术会如此迅速地结束。医生神色凝重说：＂手术已经完成。病人手术中失血很多，他在重症监护室。三小时后，你们可以前去探望亲人。＂
妻子听后，双手微微颤抖，眼神中闪烁着不安和担忧。主刀医生明确说出手术室大出血，这意味着潜在的风险和隐患。她不知道丈夫的状况如何，内心充满了焦虑和期待。她希望自己能够坚强，但她的心情却像潮水般汹涌不止。
女儿扶着妈妈来到重症监护室，我还在麻醉的影响下沉睡。我的状态让她们心情沉重。我脸色苍白而浮肿，戴着呼吸机，几乎让妻子认不出来，还是女儿首先确认。我鼻子里插着胃管，颈部两侧有中心静脉导管，手臂上有输液管，腹部连接着两根手术引流管，还有导尿管等。女儿发现共有十根管道和仪器与我身体相连，提供必要的支持，保持我的生命体征稳定。
重危监护仪器的显示屏上，数字和曲线稳定而有序地闪烁着，心率、呼吸频率、血压和氧饱和度等数据交替浮现。呼吸机的显示屏上，液晶数字流畅地显示着，模拟着我的呼吸。静脉导管和动脉导管连接处上，指示灯以不同的颜色闪烁，标志着血管的状态和压力。而药物泵则在默默运行。这些仪器的数据和指示灯显示着我仍然坚韧地活着。
天色已经变黑，我缓缓地睁开眼睛，迷糊的视野开始逐渐变得清晰。在药泵控制的强效镇痛药下，我没有感到任何疼痛。迷迷糊糊中，我看到了妻子。我想开口说话，但由于仍然依赖呼吸机，我无法发出声音。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身处重症监护室，四周弥漫着医疗设备的嗡嗡声和呼吸机的机械声。
我试图移动我的手，但发现它们已经被束缚住，这让我感到沮丧。鼻子里的胃管让我感到不适。尽管身体感到非常疲惫和虚弱，但我的意识逐渐清醒。我刚刚经历了一场重大手术，我体内有着别人的肝脏，但我仍然活着。我努力向挚爱的妻子转向，她看到我醒了，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夜已深，妻子请求了一位值班中年黑人护士：＂我不想离开丈夫，想留在他的房间，协助观察仪器。＂这位护士充满同情心，她居然默许不出声。因此，在重症监护室的三天里，妻子一直没有离开我，日夜陪伴着我。她成为了我顽强求生的精神支柱。
1⃣️1⃣️ 在重症监护病室
在重症监护室，病房内的氛围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紧张，这是生死边缘地带。病床被复杂的病疗设备包围，我的躯体被五颜六色的导管连接，划分成复杂的各种系统，我成了生命机器的组成部分，一起运转又被严密监控。
专业护士和医生忙碌地穿梭。我的身体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麻醉药的作用慢慢退去，我的思维很迟纯，但逐浙清晰，希望移植手术能带来奇迹。
嘴上的呼吸机给我带来异常不适，我不能和医生交流。我歪歪扭扭地写了便条给妻子，要求拆除呼吸机。医生解释说，这需要我恢复正常的呼吸频率以及足够的氧饱和度。同时，还需要清除体内的麻醉药物，确保我能自主呼吸。我用被绑之手潦草写下哮喘单词，妻子理解了我的意思。她告知医生我有哮喘，可能有些指标不理想。医生仔细捡查我的体症记录，很快同意拆除呼吸机和胃管。
在重症监护室，我最初感受不是伤口疼痛，而是异常口渴。仿佛喉咙里有一团火在燃烧。我反复请求喝水。妻子不厌其烦地喂水，后来被护士阻止了。口渴感是免疫抑制剂引发糖尿病，加上麻醉药物和呼吸机使用。实际上，我并非脱水。为了缓解我的口渴。妻子耐心用湿沙布擦拭我的嘴唇，让我感受到湿润和清凉。
手术后，我惊讶地发现身体肿胀得极为吓人。双腿粗肿相连，甚至难以分辨二腿之间的缝隙，这让我感到惊慌。值班重症医生说，术后低蛋白导致身体浮肿。我的手术过程中，大量输液量水分从血管渗透到周围组织，加剧水肿。这些体内液体滞留，需要时间逐渐处理。
A医生查房发现我全身严重浮肿，决定增加利尿药剂量。瞬间，我的导尿管像拧开了水龙头，清澈的尿液哗哗地流淌而出。妻子守护在旁，不停地倾倒着尿袋。我的身体被释放了束缚，浮肿明显减轻。然而，这也带来了后果，我的肾功能指标出现异常。对此，医生立即调整了利尿药剂量，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我最为焦虑的化验指标，莫过于血小板之数。手术后指数令我震惊，血小板竟然低于术前的20。主刀医生认为新肝功能尚未稳定，影响了凝血因子的正常产生。他建议继续输注血小板。次日清晨，我的血小板数竟然降至极危险的13, 我的信心完全崩溃。如此罕见低血小板，会导致手术创口和血管吻接处岀血。甚至内脏都会自发出血，危及生命。我确信肝移植失败了。
转机来之一位经验丰富的肝胆专家，他建议立即停止输注血小板。他的观点是，由于脾脏仍然肿大亢进，输血小板效果有限，反而产生负面影响。通过超声波检查，新肝动静脉血流正常。他主张让移植肝脏自行适应和完善。
奇迹随之而来，血小板计数开始反弹，从13上升到25，再到37。随后化验结果呈现迅速上升趋势。数日后，我的血小板指数竟然飙升至90, 我能感受到年轻肝脏的强大功能，十几年的顽疾被彻底根除。
强健新肝快速地恢复凝血功能，肝胆专家查房，他的脸上透出喜悦的表情。现在，移植团隊反而担心危险的术后血栓。V医师要我立即服用抗凝阿司匹林，以稀释血液。防止过于黏稠引发并发症。与此同时，他要求我开始预防血栓的理疗。
两位年轻的理疗师来到我床边，小心翼翼地调整我身上各种管线和导管。她们扶持着我缓缓起床。在她们的协助下，我颤抖着坐于床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脚步踉跄地迈出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是我手术后第三天，带着新肝走出的第一段路程。我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深切体会到重启生命的艰难。
没有腹腔出血的危险，三天后，我转移到普通移植病房，迎来新生曙光。
1⃣️2⃣️ 移植病房最艰难的三天
5月31日，我被转移到了新建病房大楼十二层，这是一个充满现代装饰和医疗科技的移植病区。每间单人病房都经过精心设计，旨在为移植患者提供最佳的医疗护理和舒适的环境。病人在房间享有极佳的景观，一侧是壮丽的自然湖泊、艺术馆和公园，另一侧则是繁忙的城市中心高速公路。
尽管身处美丽的环境，我的呼吸困难困扰了我。不同于哮喘发作，可以通过药物缓解，这种气喘整天伴随着我。呼吸变得急促而浅短，胸部每一次急促的起伏都带来强烈的痛苦感。最严重时，呼吸困难缺氧，我会出現幻听和幻想，精神混乱。护士对妻子说这是移植病人术后谵妄型精神障碍。
在我神志恍惚的时候，妻子请来医院一位牧师，他走进病房为我祈祷。他很年轻，充满同情心，双手合掌默默祷告，给予我内心一丝慰藉。那一刻，我恍如清醒，凝视他胸前的十字架，深感生命的渺小。仿佛身临电影情景，牧师为濒临生命尽头的病人祈祷。
我觉得在移植病房比在重症监护室时更难受。 手术刀口很痛，胃肠道不适，头痛欲裂，手脚颤抖，全身难受。而且，在头两个晚上，我经历了失眠的痛苦折磨，整夜都无法入睡。半夜，妻子轻轻地推着我来到休息室，我无助地靠在推椅上，喘着气，难受地凝视着窗外点缀的满天星星。
医院饭菜很不对胃口，一见到食物就引起了强烈的反感，恶心。这使得我的身体状况雪上加霜。移植药物带来强烈的副作用，对我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我精神导常低落，一度陷入绝望的深渊。我后悔选择肝移植手术，甚至萌生了放弃的念头。
妻子看我拒绝进食，难受消沉很担忧，她打电话给麦克求助。麦克是退休心理学博士，他的妻子来自新疆石河子市。我们是好朋友，我大女儿旅行结婚回来时，麦克夫妇在家为新婚夫妇举办招待会。妻子将我手术后的情况与朋友分享，他立刻伸出援手。麦克是专业人士，懂得认知行为疗法，他有应对压力和焦虑的技巧，有对付忧郁患者的办法。
当我在病房看到麦克，非常吃惊，我对他充满了信任。那天，尽管戴着口罩，他的谈话技巧非常高超，帮助我理解并改变了负面的思维和情绪模式。他最后故意用刺激性的话激我：＂老朋友，这条道路是你自己选择的，你怎么能够半途而废呢？看看每天陪伴你的妻子和女儿。＂我和麦克一直相互尊重有礼貌，麦克从未如此直截了当地说活，显然，他是用我的自尊心来激励我。麦克的心理支持帮助我重新振作起来。
那天晚餐，在妻子的帮助下，我艰难地吃了点水果和面条。晚上我依然非常难受，辗转反侧，这已是第三个不眠之夜。凌晨三点，我蜷缩成一团，趴在床边小桌子上，按铃召来护士，一位高瘦的年轻人。
他关切地询问我是否服用了羟考酮复方片（Percocet）。我转到移植病房后，医生开了羟考酮复方药，嘱咐疼痛或身体难受时使用，限量四小时一次，可以不用，但决不能多服。此药类似化学合成鸦片，由于羟考酮成分，具有高度成瘾风险。其中乙酰氨基的含量，也可能导致肝脏损伤。我自认为坚强，一直没用，后来脑子恍惚就忘了羟考酮。
护士拿起那瓶未被动用的阿片类药物，很吃惊。羟考酮复方片在病人中很热门，都要求医生加量。我居然忍受痛苦，三天一粒没吃。护士说人的痛苦忍耐是有限的，使用此类药，是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平衡，短期口服是不会上瘾的。实际上，此类药在重症监护室，护士设置参数，通过自动药泵给我服用，难怪那时我没有感觉那么难受。
我尝试服用了一片羟考酮复方片，十分钟后，开始感觉舒服。接着，意外地享受了整整三小时宁静睡眠，还伴随着一种幸福愉悦的感觉，那种神经刺激的兴奋感，尽管时间很短。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其他病人晚上宁静安详，为什么海洛因鸦片类毒品那么难禁。
我遵医嘱，开始使用羟考酮复方片，只是剂量减半，以便能减轻身体的折磨。同时结合麦克的心理辅导，我恢复移植病人术后初期正常状态。
1⃣️3⃣️ 食欲渐回，恢复每日进食
病房窗边放着一张棕色沙发。那是我妻子的短暂休憩之地。她日夜守候在我身边，陪我度过手术后最艰难的几天。这些日子，她几乎没有合上双眼。清晨，我从羟考酮的迷离梦境醒来，发现妻子倚靠在沙发边睡着了。她的脸上写满了疲惫。朝霞洒在她身上，头发染上一片金色。我默默地凝视着她，心里涌起深深的内疚感。
移植手术后大剂量用药使我饱受厌食之苦，恶心与呕吐成了我日常进食的伴侣。医院营养师强调，手术对身体的耗损非常大，想要加快手术后的伤口痊愈过程, 营养摄取至关重要。要尽快恢复正常饮食，支持消化系统自我修复。然而，最初几天，我始终无法正常进食，只能依赖补液和医院特制的营养剂维持。
经过难熬的几天折腾，我的思维逐渐正常。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催促我振作起来。在这个明亮早晨，我听从妻子的提议，预定了有米饭的午餐。
中午，医院工作人员推着餐车进来，送来了午餐。一份墨西哥卷饼，夹着奶酪米饭和洋葱，还有淋上黑黑酱汁的鸡肉炖菜，撒上浓烈的香料。面对这西式美食，我没有丝毫食欲，反而一阵恶心袭来。妻子帮我艰难吃地了几口酱汁奶酪米饭。我胃部很不适，还伴随着呕吐的冲动。我只能痛苦地喘息，示意妻子我难以下咽。
妻子将营养液和羟考酮给我服下，安排我睡下。然后转身打了几个电话，首次离开病房回家了。晚饭时分，她带来了意外的惊喜：一碗热气腾腾的小馄饨，香气四溢的菜包子，还有脆嫩的芹菜与宁波熏鱼。这些熟悉的家乡美味，瞬间唤起了我温馨的记忆，让我倍感亲切。
接着，妻子打开病房电视，轻轻宗教音乐宛若天籁之音，帮我找回生命节奏。她执起调羹，喂我吃鲜美小馄饨。美食汤色清澈．散发诱人的香气。我不知不觉吃完整碗馄饨，外加半个菜馒头。这是我手术后第一顿难忘大餐。我的身体和心理得到舒缓和恢复。
以后几天，妻子依照营养师的建议，精心烹制各种美味。她努力让我多摄取营养，为新肝提供所需的生命元素。偶然，我提起羡慕以前吃红烧肉的胃口，妻子立即打电话请好友帮忙。朋友精心制作了一碗浓香四溢的红烧肉，因为我曾对他家山东红烧肉的赞不绝口。那天，我竟然吃了好几块，那熟悉的味道营造出了一种温暖的家庭进食氛围，让我增添了食欲。
我尽力遵从医嘱，在空腹时服药。然而，由于移植药物的数量繁多且剂量巨大，我常感到难忍的恶心。为此，妻子准备了一些营养丰富的传统小点心。每当我服药前，她总会让我象征性地尝上一小块，或闻闻那香气浓郁的糕点，这些简单的心理暗示对我大有帮助，减轻了恶心感。
病房里，妻子带来的美食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出院前，几位医生和医务人员来查房，病房里人满为患。桌上摆放着金黄酥脆的沙琪玛，以面粉与鸡蛋为原料，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妻子慷慨地将沙琪玛分享给大家，一位华裔外科医生品尝后感慨道：“这是童年的味道，口感酥脆松软。”
我虚弱地躺在病床上，聆听着大家的笑谈声，对传统糕点沙琪玛产生了食欲。医务人员离去后，妻子喂我吃了半块，味道很好！
在妻子的精心呵护下，我逐渐从营养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恢复基本能每天三餐进食。我也不再依赖输液，可以自己用手进餐，带来手术后能恢复正常生活的心灵抚慰。
新肝高效地运转，快速地分解食物中的成分，进行复杂的生化反应，提供身体所需的原素，维持健康的代谢循环。这一切为我康复打下了的基础。
1⃣️4⃣️ 妙手回春，医者精心引导术后康复
每当晨曦在病房窗前悄然出现，病房顿时生机勃发。护士们在床前便开始了忙碌。抽取血液化验，记录着我的体温、心率、血压和血糖等各项数据，还送来五颜六色药物，嘱咐我服用。当耀眼的阳光洒向病床，外科医生和肝病专家登场。
6月3日，我见到了A医师，自从重症监护室后，已有好几日未见。他仔细查看伤口和引流管，翻看病历化验报告，欣慰地告诉我：“肝脏功能趋向好转，胆道没有出现并发症迹象。手术刀口也愈合很好，没有红肿、发红、渗液或其他异常迹象。＂临走前，他表示腹部引流管可以拆除了。
得知引流管可以拆除，我心中充满喜悦，这意味着离伤口康复近了一步。上午十点，一群医学院的学生汇集在我病边，观摩老师的示范教学，如何拆除腹部引流管。中年老师彬彬有礼，他温和地征求我的同意。然后熟练地拔去左侧的引流管，动作干净利落，没有让我感到疼痛。
当轮到右腹部的引流管时，老师示意一位戴眼镜的女学生上前尝试。 她看上去有些紧张，小心翼翼地清洁了周围的腹部，试图拔除管子。然而，管子却毫不松动，我忍不住轻声呻吟，她的手开始颤抖。老师接着请了一位勇敢的男生接手，但他同样未能成功。看到我额头上的汗珠，老师制止了学生们的尝试。
接着老师亲自动手。他调整了引流管的位置， 慢慢地用力拉扯。然而，新肝加工的血小板像强力胶水一样，将管子紧紧粘附在腹部。疼痛让我忍不住发出声音，老师皱着眉头松手。看来需要局部麻醉，请手术医生来拆除。
就在这时，经验丰富的护士长出现了。她观察了一下引流管的位置，微笑着说：“让我来检查一下。” 她巧妙地挡住了我的视线，哗啦一下，突然猛地用力拔出了引流管，一瞬间的撕裂感，我还来不及呼叫疼痛，学生们已经为她鼓掌成功。
肺科专家来之外面的诊所，处理气喘问题。胸部扫描显示，我的胸腔低部积聚液体，这是手术对肺部造成的损害。这与我手术中大量失血和补液有关。他建议不使用胸腔导管排除积液，这会导致细菌进入体内，引发极危险的肺部感染。积液最好让身体自然吸收。他制定呼吸吹气训练，适量的理疗运动，改善肺泡功能，并施用吸入气雾剂药物，来缓解我的呼吸困难。
6月4日，V博士踏入病房，带来了好消息。肝转氨酶在移植的第二天达到峰值，随即开始迅速下降，今天已经基本恢复正常。这意味着移植手术很成功，供体肝脏与我的身体逐渐融合，没有排斥的迹象。我的康复速度超出了他的预期。
接着，博士谈起我的手术病理学报告。我的肝肿瘤是分化良好类型。经过动脉化疗栓塞手术后，表现为广泛坏死，病变组织与肝静脉有距离，我复发可能性很小。后来，我查了网上资料：分化良好肿瘤恶性程度低，其细胞的形态和结构与正常细胞接近，在显微镜下很难区分。其生长速度缓慢，而且病变组织没有侵犯大血管，我的预后应该良好，达到临床治愈的效果。
医师告诫说，我生存最大威胁是感染，特别是肺炎，务必避免任何感染风险。
好消息犹如一阵清风，吹散我心头的担忧，让我心情舒畅。这与我原来的猜想基本一致。过去一星期的痛苦与煎熬，似乎在这一刻得到了圆满的答复。我感到轻松，内心充满了释然。憧憬完全康复和妻子白首偕老的宁静日子。
下午，理疗师陪我练习走路。我扶着助步器，一步步地挪动脚步。在病区另一角病房，一位中年妇女躺在床上，面色苍白，精神萎靡。我的值班护士在给她输液。妻子说她以前在医院输血，传染丙型肝炎导致肝硬化。肝移植后她已经住院一个多月，由于感染和并发症，出院遥遥无期。
我了解细菌、病毒和其他病原体的传播方式，以及它们在医疗环境中的危害。医院里聚集了大量病人和医护人员，共享走廊和公共区域，医护人员的频繁交叉检查和护理，这很容易导致细菌和病毒的传播。我想起V博士说的感染风险，萌生了提前出院的想法。
1⃣️5⃣️ 提前出院，感受家庭的温馨和安全
在移植病房，我的身体依然非常脆弱。羟考酮复方片的效果已不如以前，服药后，我只能感到短暂的舒服，除非加大剂量。对此我很固执，不超过医嘱剂量的一半，即使我很难受。
我很想念家里温馨和安全的感觉。我渴望出院，远离医院有感染风险的环境，远离有心理压力的冰冷病房。于是我向V医师表达了出院的愿望，期待能够回家，在熟悉的环境里慢慢调养。
医生答应了我的请求。他强调了每周必须两次就诊，一旦出现发热，体温超过摄氏三十八度，或者血液化验显示肝功能异常，必须立即返院治疗。
6月5日星期五，肝移植手术九天后，我可以提前出院了。
中午时分，大女儿请假赶来医院。护士详细解释了出院后注意事项，服药要求。我感到格外虚弱，思维迟钝，这些信息难以记住。这让我沮丧，在孩子们面前，我一直是她们的知识源泉，现在我们的角色互换了。女儿认真地作了笔记，并在药瓶上编号，总共有十六种药物，必须按照医生的要求服用。
年轻的牧师步入病房，脸上洋溢着微笑，他轻轻地握住我的手，祝我好运康复。我感受到心里一丝宽慰与希望。几天前，牧师祷告的情景在我脑海中重现，感谢牧师，帮我度过那段艰难的日子。
回到家中，我觉得异常亲切和温暖。妻子在楼上为我安排了一个安全，宁静、舒适的康复空间。房间被细心布置温馨而舒服。窗帘柔和地遮挡着阳光，床头柜上放着平板电脑，以便我能够放松心情。小女为我摆放了小冰箱，用来存放敷料、药物、胰岛素针剂，水和营养液等。
在术后康复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家庭的力量。妻子和女儿的悉心照料和陪伴，这让我感到幸运。尽管身体非常虚弱，但我内心充满了希望，因为我知道，有她们在，我一定能够逐步康复。
1⃣️6⃣️ 保险公司提供的家庭护工
保险公司对我提前出院表示支持。协调员打电话通知女儿，保险公司支付二星期家庭护工费用。此外，免费提供康复辅助设备，助行器和厕所用椅。这些设备在病人恢复期间有用。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这些费用抵不上移植病房一天惊人的费用。然而，对于我来说，这些关心和支持非常温暖。
家庭护工是助理护士，她主要责任医疗监护，监测我的健康状况。具体工作包括测量体温、血压、脉搏等生命体征，管理药物，按时给药。向我提供心理支持和陪伴。并且提供基本的日常护理，包括协助穿衣、如厕、进食和走路等日常活动。
6月6日星期六早上，护工准时到达。这是一位四十多岁，体态丰满的中年助理护士。她性格非常随和开朗，像邻家大妈一样亲切。她的基本工作是测量和记录我的生命体征，观察手术创口，以及测量血糖与打胰岛素。助理护士很尽心尽力，比医院的护士还周到。只是她随时待在我床边，让我感到有些尴尬。
我发现护工缺乏护理移植病人的经验。她居然不戴口罩和手套，坐在床边给我测量血压，完全没有隔离意识。作为刚经历肝移植手术、免疫系统受抑制的病人，这有极大的感染风险。
护工坦率说，我是她的第一位移植病人。她会帮我尽快康复，恢复正常生活。我勉强笑了笑，内心却充满了担忧，她对隔离细节的忽视让我心生恐惧。我很感谢她的热情和帮助，她很适合瘫痪脑溢血病人，但肯定不适合我。妻子上楼我对她提起我的想法。
响午时分，护工准备外出就餐。妻子面带温和的微笑，语气婉转对护工表示，家里有足够的人手，她可以回家了。助理护士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不安的神情。妻子感谢护工的帮助，并在她的工作单上留下五星好评，以便她可以向护理公司解释。妻子展现了智慧和尊重，以和谐体面方式快速解雇了护工。将一件尴尬的事情处理得很圆满，解除了潜在的感染风险。
妻子有家属医疗事假三月在家，小女儿大学放暑假。她俩充当了全职护士的角色。小女儿记录生命体征，测血糖，打胰岛素，准时给药，并且保持伤口的清洁，避免感染，她严格遵守隔离措施，比医院护士还仔细。妻子负责全部生活护理，并根据营养师的建议，准备均衡的饮食。二人配合默契，为我提供很舒适的康复环境。
1⃣️7⃣️ 免疫抑制剂他克莫司中毒
出院周末对我而言格外艰难，身体感觉异常不适。即便在病床上简单用餐，妻子扶我前往洗手间，也累得我汗流浃背，浑身颤抖，疲惫至极，仿佛一整天都在承受沉重的体力劳动。
6月8日星期一，我首次返院就诊，浑身有难以描述的不适。那日，我在厕所里茫然凝视着镜子，眼神空洞，宛如失去灵魂之人。妻子敏锐地察觉到我的异常，推门而入，牵起我的手，带着迷茫的我走出来。
主治医师V博士看到化验报告后，很震惊。免疫抑制剂他克莫司的浓度高达惊人的34之上，是正常值的三倍多，远超中毒界限。医生询问我是否食用过柚子或石榴，这些水果会显著提升药物浓度。我否认了食用这些水果。医生随即决定暂停服用他克莫司两天，并将每日剂量从14毫克减半。
我后来得知，极度疲劳与震颤是他克莫司神经系统中毒的征兆，过量服用会增加淋巴瘤及其他恶性肿瘤的风险，肾功能衰竭，出现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血管症状反应，严重影响移植后的长期生存。
我对他克莫司中毒之事感到困惑。仔细核对药瓶和出院药单，并对照主治医生出院记录，我发现药物用量均标示为每日两次，每次7毫克高济量。显然，这是处方医生或药济师的错误，每次剂量与每日剂量发生了混淆，致使用药剂量加倍，三天累积引发了严重中毒反应。
在移植病房，医生每日监测药物浓度，调整剂量。护士发药时也会仔细核对，若有疑问，会与主治医生联系。在医务人员监护下，我在病房最高浓度只有一次超过20, 第二天便迅速纠正下降，没有发生如此严重的中毒事件。显而易见，提前出院有其局限性。此外，我身体极为虚弱，思维迟纯，对免疫药物剂量与副作用知之甚少，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若非如此，依我的正常思维，本也可避免这次中毒事故的发生。
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发行，除了严格定时抽血检查外，我详细记录每次化验浓度，服药剂量与肝功能指标。参考他克莫司剂量的权威指导，根据我的体重，计算岀最佳剂量。同時，我把最小0.5毫克他克莫司胶囊拆开，分成两份胶囊。以0.25毫克为基础微调，满足医生要求的8至10浓度范围。
我每天实际服用约5毫克他克莫司，低于医生开的剂量，直到后来去拜访肝胆专家。护士发现我降低了剂量，美丽笑容顿失。
她愤怒地告诫我：＂绝不能随意更改药量。＂转身悻悻而去。
肝病专家走进诊室，笑着对我说：＂你真是惹怒了那位护士。＂ 医生并末过分责怪我，他巳经看到当天化验报告。我的浓度非常完美，肝功能指标也良好。专家批准了新的剂量，每日两次，每次2.5毫克。
我向医生和护士表达歉意：我过于关注药物浓度，忽略了与他们沟通。我明白那位护士也是真心为我着想，她并不知道我曾用药过量而中毒。尽管我有自己的担忧和理由，我并未过度解释。保持与医护人员良好关系至关重要。
手术二十天后，我回医院复诊，医生开始拆除手术缝合钉。腹部刀口有六十五个钛合金缝合钉。颜色黑黑的，如同一条让人害怕的千脚大蜈蚣。我想钉子可能像引流管，一颗颗拔掉，这个过程一定很痛。然而，当班医生迅速地完成了任务，疼痛感非常轻微。这些钉子仅仅在切口表面，没有深入皮下组织。腹部伤口愈合很好，留下一条长长的、半椭圆弧形的伤疤。
六月底，医生通知我，逐渐减少并停用激素。加上已减量的他克莫司，神奇的效果出现了，我的血糖恢复到标准范围内，糖尿病并发症消失了。女儿停止为我注射胰岛素。这个让我如释重负，我不再需要每天三次的血糖监测，也不再依赖激素来维持身体的平衡。
每天清晨，我开始在宁静的社区小径散步，太阳还未完全升起，微风拂过我的脸庞，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和活力。树梢上的鸟儿似乎为我的康复奏响了优美的旋律。
1⃣️8⃣️ 大幅度减药，逐渐恢复正常生活
盛夏七月，我已经恢复到能做简单室外运动。每周也减至一天去医院复查。7月23日星期四，像往常一样，妻子清晨带我出门。外面宁静漆黑，六点抵达移植中心，抽血化验。然后享用带来的早餐，在宽敞的候诊大厅等候。当晨光透过窗户，洒在干净的诊疗室地板时，我已经和熟悉护士谈病情，等待移植大夫的到来。
那天化验结果显示，我的白细胞计数异常低。原因是免疫抑制药米非特（Myfortic）。米非特抑制白细胞的生成，防止新肝排斥。然而，白细胞过低我极易感染。医生给我开了白细胞生长因子的针剂。这种升白针副作用是骨髓疼痛，波及多个骨骼部位。
我可以忍受骨骼的疼痛，但是不理解此种治疗的逻辑。使用米非特是为了降低免疫系统的活性，而升白针却是为了提高免疫功能。一个是降低白血球，一个是升高白血球，相互矛盾。
医生耐心解释说，米非特是移植后最初三个月标准免疫抑制药物。但是白血球异常低，细菌或真菌很可能入侵。这是需要保持平衡的矛盾。后来，医生提前几天停用米非特。很快，骨痛得到缓解，我的肝功能也一直保持正常，没有出现排斥的迹象。
这使我审视了免疫抑制治疗的复杂性。认识到此类药物的强大副作用。停止米非特和激素，我不再需要升白针和胰岛素，不需要高血糖药、胃肠药、以及抗恶心药。加上以前停服的羟考酮，利尿药，阿斯匹林，保肝药等，整体用药数量减去一半，大大减少了副作用和并发症。这是康复路上一次飞跃，为恢复正常生活典定基础。
8月初一天深夜，我从梦中惊醒，发现自己浑身大汗，身体发冷，瑟瑟发抖。意识到身体状况不对劲，我匆忙拿起体温计，数字显示38° C 度。我想起移植医生叮嘱，妻子拿起医保卡，带我匆匆前往医院。在急诊室里，我的体温只有37.8度，医护人员不敢大意，仍然联系移植大夫，安排我住院观察。
重回移植病房，我见到了熟悉的医务人员，他们的关怀和问候让我倍感温暖。在病房的一角，那位丙肝移植的病友，依旧静静地躺在那里。时间仿佛在她身边停滞，几个月的光阴，她的状况似乎更加堪忧。她很孤独，没有家人的陪伴。相比之下，我逐步康复，能自由地在走廓散步，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运。
经过三天的医院观察，我的体温恢复正常。医生对我进行了彻底的检查，告诉我这次短暂发热是好現象，意味着我的免疫系统正在恢复。最终的结论是，没有感染迹象，手术恢复进展良好。当我和妻子出院回家，感到一种轻松和释然。
1⃣️9⃣️ 防御性医疗引发的误诊风波
康复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其中伴随着曲折和挑战。在炎热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我怀着轻松心情回到移植中心复诊，身体状况似乎继续好转。医生步入房间，神情凝重，告知我肝功能指标异常，谷丙转氨酶（ALT）和谷草转氨酶（AST）双双开高至百余。这是我出院后首次出现肝功能异常。我很吃惊，心中充满焦虑和不安。
医生简单地询问了我的病情，并仔细查看病历。他说肝功能异常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包括药物副作用，排斥反应，感染以及胆道问题。从我的各項指标和身体情况分析，感染和胆道问题的可能性较小，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抗结核药物的副作用。他要求我住院以处理肝功能异常。
二月份在移植评估时，我的结核皮试呈现阳性。传染病专家建议服用异烟肼（INH）预防结核。我以前接种过长介苗，体检时医生曾说过皮试阳性与结核无关。然而，评估专家为了规避潜在的疏忽责任，在防御性医疗政策下，过度谨慎开出此药。我知道异烟肼会对肝造成严重伤害，引起无症状肝功能异常，故我未按医嘱服用。
当医生查阅电脑病历，发现了异烟肼的处方记录， 结合我的临床表现，他得出异烟肼引起无症状肝损结论。当时我可能沟通也有问题，没有解释的很清楚。直到后来，我才发现这位医生的病历记录：病人自二月份起服用异烟肼，已嘱咐停止使用，药物导致肝功能异常待查。
这一错误病历记录引发了长达半月的肝功能异常误珍风波。
8月31日，A医师查房提起结核药问题，我反复澄清从未服用过异烟肼，且从未接触过任何抗结核药。医生随后询问我是否服用过中草药或补品，我表示完全没有。于是，A医生决定进行肝脏穿刺活检，以确定肝功能异常的原因。
上午十时，A医生在护士的协助下为我进行了肝脏穿刺。他手持细长穿刺针，选择右侧下肋间的位置，缓缓地穿透皮肤。局部麻醉虽然消除了刺痛，但当针头深入肝脏时，那种深沉的压迫感令我全身紧绷。医生迅速获取了活检样本，但似乎未达到他的要求。他稍作调整位置，再次将针头刺入。伴随着清脆的“咔哒”声，第二块样本顺利取出。我屏住呼吸，紧张地忍受了全过程。为了找到肝功能异常的原因，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第二天，当我看到反复肝穿刺后病理报告时，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我无法相信，最终的结果竟然是这样：＂肝脏有炎症，没有证据表明急性细胞排斥反应，病人有异烟肼INH使用史，病理结果和药物性肝损伤一致。＂诊断报告特别指出这是与临床医生讨论后的结论。＂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病理学家竟然依据错误的药历，得出如此荒唐的病理结论。显然在显微镜下，这位病理学家无法诊断肝功能异常的原因。
在住院期间，护士每日按医嘱送药，根本没有抗结核异烟肼。出院药物单上也没有此药，我已多次声明从未服用抗结核药。而且现在服药数和剂量都已减大半，但从逻辑上讲，药损可能性完全可以排除。然而，医生竟然不顾这一切，对我解释不屑一颀，没有与病理学家有效沟通，坚持最初的药损错误结论。
肝穿刺活检结果出来后，穿刺医生避免见我。在病房外的走廊里，我看到他匆匆离开的背影，没有进来查房。显然他无法解释如此荒唐的病理报告。值班医生通知我出院，门诊随访。
出院几天后，尽管身体没有明显症状，肝转氨酶AST却骤升至七百多，医生要求我再次住院。这次，资深B医师负责。他建议重复肝脏穿刺活检，排除新肝排斥的可能。尽管对此我极为不满，但权衡利弊后，我还是勉强同意了。
第二次病理报告如下：活检显示肝脏急性炎症，病情较之前略有加重，但未见肝脏急性细胞排斥的证据。建议进一步临床检查，以明确急性肝炎的具体原因。这次病理学家不提异烟肼药损，重复没有排斥，把临床医生引向急性肝炎找原因。
化验室一系列肝炎病毒检查出来了，所有指标都正常。我身体没有出现黄疸，腹痛和恶心等典型肝炎症状，我的饮食保持正常。这一切在告诉我，尽管肝脏转氨酶出现了问题，但病毒并不是罪魁祸首。面对检测结果，B医生坦率地表示，肝转氨酶升高原因不明，建议我在门诊接受后续治疗。
短短二星期，我经历了两次住院， 接受了多次活检，却换来了令人心寒的误诊，没有任何治疗措施。此时我手术已滿三月，正式从外科转入肝胆内科，在这段混乱交替时期，没有医生组织会诊，研究我的病情。我内心的不满转化为愤懑。但是，我最终选择了克制。病理学家的诊断成了无法触碰的禁忌，对医生抱怨徒劳无用，我冷静接受现实，无奈出院。
2⃣️0⃣️ 柳暗花明，重返正常康复之路
在美国的医疗体系中，医生的权威地位至高无上，病人的申诉与抱怨毫无用处。这里病人不会也无法和医生争论，没有所谓医闹，尽管偶有极端的暴力事件。面对误诊和医疗事故，唯一选择是法律诉讼或更换医院和医生。然而，这些选择对于我来说不现实。我也深知，任何医院都有其低效，无能之处，任何医生都有可能出错。
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病情，我在网上查阅资料，研究肝移植早期肝功能异常的病例，并咨询国内移植网经验丰富的专家。通过这些努力，我对自己的状况有了很好了解。
9月14日，我回医院复诊，向我新肝胆主治医生， M博士讲述事件的详细经过。坦率指出病理学家的明显错误，表达了对误诊的担忧。这次，医生认真听取了我的陈述，仔细和我讨论病情，最后确认这是供体和受体相容过程中，新肝排斥产生的炎症反应。他决定采用激素冲击疗法。
实际上，在住院期间，我在移植网上看到排斥冲击疗法，曾建议医务人员使用。却遭到护士斥责，医生也未作出任何反应。
M医师开了每日25毫克糖皮质激素，旨在减轻排斥炎症对肝脏的损害。这个治疗方案非常有效，我的肝转氨酶指标迅速下降，二星期后，肝功能恢复了正常。随后，医生嘱咐我缓慢减药，以减少副作用和戒断症状的发生，直到最后停止激素。在后面的治疗过程中，肝功能始终保持正常。
M博士来自巴基斯坦，每次复诊见到我， 总是亲切地称呼我为“兄弟”，这使我们之间的距离瞬间拉近。与他相处时，我感到轻松自然，毫无隔阂。我们的良好沟通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尽管M医师资历很浅，他纠正了病理学家的错误，展现出深厚的专业素养。不久，他辞职离开了混乱的移植中心。这位巴铁医生带着异国他乡的微笑与智慧，给了我一段短暂却难以忘怀的治疗经历。
出现误诊和治疗拖延的原因，表面上看是由于我未能及时沟通，病历中记录了INH用药，相关医生对我的解释置若罔闻。而实际根源在于防御性医疗：为了避免潜在的疏忽指控，专家采取了过度治疗的方式，开具了不必要的INH处方。病理学家缺乏肝移植活检经验，认为病历记录和临床病症比患者口述更具法律效力。活检误诊后，为了规避责任，住院医生依据病理学家的结论来处理。
后来，在写肝移植回忆文章时，我索取并查阅了几百页住院记录，惊讶地发现，居然没有住院医生记录我从未服用异烟肼这一事实。
9月29日外孙降临人世。那时我的排斥治疗接近尾声，我和妻子前往医院，看望新生的家庭成员。婴儿柔软的小手紧紧攥住我的手指，那一刻仿佛时间凝固，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感涌上心头。
阳阳为我最后康复带来好运。那张拉手指的照片，记录我的手灰色晦暗，失却光泽，显露病态之迹，那是肝移植手术初愈后的手。从那时起，柳暗花明，我的康复之路变得异常顺利。那次新肝排斥竞然是手术后的最后困拢。接下来的十年里，我的新肝运转得极为顺畅，再无任何问题。我成了肝移植成功奇迹的亲历者。
2⃣️1⃣️ 新肝带来的变化
十月金秋，灿烂的阳光穿透湛蓝的天空，洒落在挂满沉甸甸果实的树叉上，勾勒出一幅美丽而宁静的秋日画卷。在这美好季节里，新肝也带来丰硕的成果。
肝移植根治了我的肝硬化，治愈了疾病的根源乙肝，清除了原发性肝肿瘤的滋生土壤，解决了门静脉高压食道静脉曲张，拆除了大出血定时炸弹。在年轻肝脏的带领下，我重获充满活力的健康消化系统。
移植手术后，我的新肝血流畅通, 脾脏被动充血彻底改变，有效解除了脾功能亢进。一年后，我极度肿大脾脏的长度从20.2厘米缩小到17.2厘米。几年后，脾脏回到了13.1厘米，血小板指数正常。彻底解决凝血功能障碍，这是新肝带来的奇迹。以前内科肿瘤医生建议化疗时，他都建议尽快切除脾脏，延长生命。
我中年后经常有腿部抽筋的困扰。手术后，那种引起短暂剧痛的抽筋消失了，我回到了年轻时代。原来腿部抽筋与肝病导致的电解质失衡有关。新肝恢复血液中电解质的平衡，彻底消除了腿部抽筋。新肝也有效发挥新陈代谢和营养储存的能力，清除毒素和其他废物的能力。我发现移植后身体减慢衰老进程。
新肝还让我的笑容更加灿烂。手术后，我对口腔牙齿进行了修复。我曾经因为拔牙出血不止，给牙医留下深刻印象。他对我的治疗非常谨慎。要求我出示移㨁医生证明，保证没有凝血障碍。为了省去麻烦，我换了牙医诊所。在新牙医的细心治疗下，我的牙齿得到了修复，我的笑容重新绽放。
除了身体上的好处，新肝对我的情感生活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肝脏血清素的调节作用使我的情绪更加平稳，感到愉悦和满足。在古希腊语中，肝脏（hepatic）和快乐（hedonic）是同源词，这也反映了肝脏健康与幸福感的紧密关系。新的肝脏与我和谐相处，没有任何排斥的迹象。
换肝手术给我带来新生，但也伴随着一些遗憾。
肝移植手术二年后，我明显感觉哮喘又出现了。查阅资料后，我发现高剂量的他克莫司可以控制重症哮喘。大幅度减药反而刺激了过敏性哮喘，使自幼就有的哮喘又活跃了。而且，我的肺功能明显下降，这是手术对肺部的损害，加上我年龄增长和哮喘病史。呼吸系统现在成了我健康最大的挑战。
我高剂量免疫抑制药和激素使用时间很短，避免了肾功能损害，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性并发症，但此类药也引发了脂质代谢异常，表现为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升高，身体开始发福，体重增加。
我现在每天锻练90分钟，快走一万多步。这不仅有助于改善肺活量，对心肺健康有益。还促进新陈代谢，减少高血脂和身体重量。我希望借助新生健康的消化系统，来弥补老年呼吸系统的不足，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积极的心态，从而促进整体身体健康。
2⃣️2⃣️ 康复后的几点感想
2015年11月5日，距离肝脏CT诊断报告，已经整整一年。从TACE手术到评估排隊，从肝移植手术到家庭护理康复，这是复杂而充满挑战的一年 ，但我最终恢复了健康。
一年前，我被诊断患绝症，生命进入倒计时，那时我陷入沉默。如果我选择在莫菲特肿瘤中心动手术，很有可能面临腹腔大出血，肝硬化恶化的高风险，生存希望渺茫。而且，家人会面临巨额医疗费用。二十分钟咨询，没有任何检查和治疗，医院寄来$765门诊账单。就诊前，莫菲特查询了我的信用记录，一旦决策有误，我的生命和积蓄可能就会留在莫菲特。很庆幸，我选择了肝移植。
我最初考虑去佛州大学肝移植中心手术，那里肝移植成功率全美第一。然而，佛大医院距离我家很远，保险亦不覆盖。虽然奥兰多医院移植经验尚浅，考虑到肝移植手术已趋成熟标准化，医疗保险涵盖手术全部费用，家人没有经济后顾之忧。而且，医院离家很近，方便手术前后就诊与康复护理。我最终选择在奥兰多换肝。虽然这家医院肝移植综合评分处于中等偏下。
在肝移植和TACE手术期间，我共住院五次，累计25天。尽管治疗过程中有他克莫司中毒，医务人员沟通不畅，误诊及拖延治疗等不尽人意之处。医院手术后护理质量有待提高。但总体而言，我对移植中心的服务满意。前台工作人员的热情和微笑，医务人员的努力和关注，为手术成功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他们的付出和关怀让我很感激。
医院病理学家的服务令我失望。肝活检失误让我对专家的能力产生了质疑，同时也对肿瘤病理报告的可靠性心存怀疑。分化良好肝肿瘤细胞的形态与正常细胞极为相似。在显微镜下，有经验的病理专家都难以辨别。此外，我的AFP肿瘤指标始终正常。介入手术后，反复影像学检查均未发现增强病变肝癌迹象，这在临床上亦属少见。基于上述事实，单凭去年11月CT报告，误诊的可能性无法排除。然而，我已不再追寻答案，因为健康的恢复，換肝已达到根治肝硬化的初衷。
经验丰富V博士为手术成功提供了保证。在重症监护室最初四十八小时，我宛如置身于悬崖边缘，唯一支撑来自新肝和血液系统连接的吻合血管。任何微小的渗漏都可能引发大出血，危及生命。主刀医生不仅血管吻合完美无缺，而且手术敏捷快速，避免大出血休克风险。手术四年后，在当地美丽的艺术节，我带着外孙和V博士一家重逢。我们相互认出了对方，充满了喜悦和感慨。感谢主刀医生，让我可以欣赏丰富多彩的艺术，享受平和健康的退休生活。
肝脏捐献者名叫莱恩，他年轻的器官是移植成功的关键。手术后，在我生命最危急的时刻，莱恩的新肝奇迹般地开始工作，将我拖离危险的悬崖边缘。我与莱恩的母亲通信，得知他是一个喜欢钓鱼、滑雪和骑摩托车的年轻人。他对生活充满热情，阳光而开朗。正是因为他慷慨的肝脏捐赠，我重新获得了健康。我对莱恩母亲说，她的孩子为一位中国人带来新的生命，这份礼物永远珍贵，我将会以珍惜和感激之情渡过每一天。
2015年感恩节，我们全家团聚在一起， 欢乐的笑声弥漫在整个屋子里。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节日佳肴，香气四溢。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深深感谢我的爱妻——她是我肝移植之路上的最坚强后盾。正是她不分昼夜的护理与陪伴，让我顺利完成了肝移植治疗的全过程，最终实现了手术最佳成果。
感恩生命，感恩健康。每一天，我都以感恩之心去拥抱这来之不易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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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2-26 07:21:32
发表于 2024-12-26 10:43: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