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植艾滋病器官与现代制度功能失灵

天若有情

　　台湾大学医院日前发生一起重大医疗事故。院方误将一名艾滋病感染者的器官移植给5名病患，导致这5人均有感染艾滋病毒之虞。6名直接接触移植者器官的医师感染风险高。如致人感染艾滋，失职人员将面临3至10年有期徒刑。在这起事件中，6名直接接触移植者器官的医师和5名实施器官移植的病患都是普通人，都本是远离艾滋病的普通人，很不幸提，他们都成了这起社会风险事件的无辜受害者。

　　这次事件再一次向我证实贝克的论断：我们处于一个风险社会。这种风险已经很难说是某方面因素造成的，正如台湾相关专家所表示的，不应当因此去追究某些工作人员的责任，它暴露出是院方的组织管理与整个制度都存在问题。当我们去追究所谓失职人员责任，进而完善某方面制度的同时，可能我们已经发现起初我们制定制度所要规约的对象已发生变化，甚至原有对象已经不存在了。因为长久以来我们对制度理解和制度设定的基本前提是我们处于一个职业化的社会，我们依靠等级化的职能分配来推进所谓的制度管理。可以说科层化、专业化、职能化是现代组织制度打败传统权威性权力，并而进而促成制度成为度量权力准则的基础。以专业化、职责化和科层化的管理试图确保将风险限定在特定范围内，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效益，这是现代组织制度的核心。但是艾滋病的风险明显打破的专业、职能和社会层级的划分，我们不可能将其锁定在某个领域、某个阶层或某个群体。病院制度本身是对病院本身的内部组织管理制度，可不知何时，它已经不得不转向对各种社会风险的防范，而这种防范可能并不属于其本身或份内的职责。

　　对于现代社会，艾滋病的风险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领域，但其风险传播的路径的繁杂化、风险波及范围的无辜化，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社会风险传播的共同特征。譬如金融风险，我们企图通过市场拉平风险，在全球分摊风险，却在不知不觉中扩大了风险的范围，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时，没有参与发达国家金融和保险链条的无辜贫困群体，同样受到波及。可以说现代的社会的风险呈现非制度化、非结构性和非指向性，同时又具有整体性、不确定性和平等性。与金融风险类似的还有环境污染、科技污染以及人体化风险(如人持枪对无辜群体扫射)等，诸如此类的社会风险都是现代社会条件下生产的，都是在打破传统社会的组织化和结构化约束而呈现出的潜在性和无法感知性。正如贝克所说：贫困是等级性的，化学烟雾是平等的。

　　风险的高度社会化不仅源于人类活动范围无限扩大，更源于人类企图对风险分摊和平均化的追求。我们追求一种扁平化社会，可能源于政治上的民主和行政上的效率要求，也可能源于社会利益的共享，也源于对社会各种风险分摊，但这种共同的追求不可避免地推进社会经济组织向社会化、分散化和结构扁平化发展，组织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组织与组织的关系越来越错综复杂，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被嵌入到扁平化的社会网络中无法自拔。每个人在不可避免分享社会发展利益同时也不可避免与早先集中于某些领域、某些组织以及某些阶层的风险关联起来。对民主与效率追求所导致的组织(结构)相对个人的失败，呈现贝克所说的“个体化”社会。而现代制度确立的基础恰恰是组织的专业化、职能化和等级化，个人化社会的来临无疑打破了原有制度的空间，也导致原有制度功能失效，在这一意义上才能真正现代制度为何屡屡在社会风险面前失效，进而理解现代社会风险一种制度化风险。

　　如果“个体化”是现代风险社会的根本原因，那么基于专业化、等级化和职能化确立起的现代制度必须因此发生根本性转变，去直面扁平化社会所呈现出的网络化社会局面。“个体化”社会的确导致限制民主的挑战，但没有人因此而去寻求极权化的治理，可是现代制度的功能必须从对权力与信息等权能的垄断中解脱出来，顺应“个体化”社会要求改变权力和信息的传递方式，不要因权力的任何存在方式使个人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和团体产生隔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