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推移”国际器官移植学会(TTS)大会内容分享会议报道

大光

“与时推移”国际器官移植学会(TTS)大会内容分享会议报道
来源：优医Online 2020年10月28日


　　COVID-19疫情在全球范围虽依然肆虐，但学术前沿的交流不会止步。2020年国际器官移植学会（TTS）大会采用在线视频形式举办，内容围绕多个热点进行讨论与分享。其中，COVID-19、儿童器官移植、患者管理、免疫调节、AMR、治疗策略、高致敏等多个关键话题是众多器官移植工作者关心的，也是TTS会议内容中引人注目的。本次“与时推移”POST – TTS会议围绕热点内容进行分享、讨论，为大家呈现器官移植相关的前沿学术内容。


■ 胡小鹏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COVID-19：SOT患者的COVID-19累计感染发生率较正常人群高，且感染COVID-19的SOT患者死亡与年龄、合并症、肥胖相关；SOT患者COVID-19治疗可循支持、改善免疫、抗病毒等策略，也正在研究多种抗病毒药物/抗体；对于COVID-19引起的细胞因子风暴，可对IL-6通路进行抑制。
　　器官移植可及性：数据显示，器官移植的数量依然不能满足需求，使用高风险供体可增加移植数量且降低死亡率；使用HCV阳性供体可缩短等待移植的时间，接受老龄DCD供体比拒绝的患者有更低的死亡率；对于肾切除书后的eGFR与高血压的发生，要密切关注供者捐献前的eGFR水平、高血压、慢性肾脏疾病的情况。
　　器官灌注与保存：常温离体肾脏灌注保存的组织修复更早，损伤更少，但再生相关的基因表达相对较少；肝脏机械灌注保存过程中siRNA可抑制Fas凋亡通路，继而减轻肝移植后缺血再灌注损伤，缩短热缺血时间≤30mins可提高DBD肝移植移植物存活率，而且常温积雪关注使55%的弃用肝脏达到了可移植标准；
　　术后并发症：与普通人相比，SOT患者的癌症风险是正常人的2倍以上，TMB（肿瘤突变负荷）与SIRS（肿瘤标准化发病率）呈现显著的相关性；CD+8 T细胞作为细胞毒性杀伤的主要执行细胞，其衰老程度可预测肾移植受者恶性肿瘤的发病风险；MMF具有抗肿瘤机制，使用MMF治疗可显著降低HCC复发率并提高受者存活率。
　　儿童器官移植：依从性问题的干预措施可从智能化、社会支持、监控等入手，但目前依然无法通过有效的方案进行评估依从性；过渡期管理相关因素非常多，涉及面广，且缺乏书面的结构化的操作程序；数据显示，肾移植的维持治疗方案主要以MMF+TAC+激素，占57.8%；长期使用激素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带来不良影响，激素撤药的时间与免疫诱导治疗的进行与否相关，撤除激素后，MMF的暴露增加保障了足够的免疫抑制强度；


■ 邱江  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MR）：AMR依然是移植物失功的主要原因，同种异体移植物引起的B细胞反应具有T细胞依赖性，而AMR伴或不伴DSA阳性对移植物的存活影响无差异；非HLA自身抗体AT1R可以增加急排风险，术前LG3升高可能作为预测术后早期AMR的良好指标；2019年BANFF对AMR的诊断标准进行更新，但依然存在诊断的困境，即病理学不能完全预测受者的预后且存在容易混淆的鉴别诊断，BWG对实体器官移植分子诊断的Banff人类器官移植（B-HOT）基因组开发和验证形成共识；TTS的AMR治疗共识按照时间将AMR分为早期与晚期，血浆置换+IVIG仍是早期与晚期AMR的标准治疗；靶向CD20、CTLA4、IL-6、浆细胞、BCMA/CD3、IgG内切酶、C1酯酶、C5补体、Fc受体等新兴的AMR治疗策略让人得到鼓舞，为未来的AMR治疗方案制定做好铺垫。


■ 袁晓东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高致敏患者的处理：个体化脱敏治疗，指定移植术后的个体化管理，其目的是减少移植前/中的抗体，改善个体患者短期和长期结果，但依然需要更多的分析工具与临床治疗策略的制定；IVIG、CD20单抗、蛋白酶体抑制剂、IL-6单抗、补体拮抗剂等已成为高致敏肾移植患者的治疗策略；
　　免疫调节：FOXP3不仅仅是Treg的表型标志，还具有确定Treg细胞发育和功能的功能，可增强免疫稳态；使用Treg在移植患者中进行免疫抑制，已经有多个研究获得阳性结果，且有多个研究正在进行或者计划中，也有基础研究探讨Treg细胞进行免疫抑制的机制；
　　特殊情况下的移植患者管理：如前所说，移植受者的肿瘤发生率较正常人高，CNI类药物可增加移植术后的肿瘤发生风险，而肿瘤SOT患者使用checkpoint类药物发生较高的排斥反应；研究数据建议免疫抑制剂应在移植物失功后6个月逐渐减少，移植物失功后维持低剂量激素有利于维持移植肾的残余肾功能，且不会增加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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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薛武军教授担任主席，江西省人民医院李新长教授和树兰（杭州）医院寿张飞教授分别主持上半场和下半场。三位教授引领与会专家对HCV供体的应用，高敏患者的处理，器官保存与灌注，非HLA抗体的意义，移植物失功后免疫抑制剂的调整等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HCV阴性受者接受HCV阳性供体，需要对患者及家属进行解释工作。充分利用HCV阳性供体，需要解决伦理问题、预处理方案、设定HCV阳性供体的手术标准，对器官移植发展具有长远意义。现在的药物治疗已经非常好，HCV阳性供体可使用于阴性受者，需要摸索HCV阳性供体使用的策略。出现DSA后，诊疗水平需要提高，一定要按照病理表现进行程序化的分析处理。
　　移植物失功的处理，其免疫抑制剂需要进行减量处理，虽然移植物失去功能，但移植物的免疫原性依然存在，需要据其免疫状态对免疫抑制剂进行调整。
　　对于器官保存的研究，近几年有快速的进步。常温保存对于器官移植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但对于移植物的远期存活需要深入关注。接受HCV阳性供者，可以缩短器官移植等待时间，而且HCV已经有有效的治疗方案，HCV阴性患者接受HCV阳性供体不存在治疗上的问题。
　　对于非HLA抗体阳性，在缺血再灌注的情况下会有一过性的出现，在移植术前已经有缺血再灌注的情况，造成抗原暴露的，会造成自身抗体的产生。在移植术后，非HLA抗体持续存在，可表明内皮细胞的损伤。早期可有缺血再灌注引起，后期则可因多种因素产生，需要结合病理分析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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